王冕的简介？

简介

王冕（1287年～1359年）元代著名画家、诗人、书法家，字元章，号煮石山农、放牛翁、会稽外史、梅花屋主、九里先生、江南古客、江南野人、山阴野人、浮萍轩子、竹冠草人、梅叟、煮石道者、闲散大夫、老龙、老村、梅翁等。浙江诸暨人。出身农家。幼年丧父，在秦家放牛，每天利用放牛的时间画荷花，晚至寺院长明灯下读书，学识深邃，能诗，青团墨梅。隐居九里山，以卖画为生。画梅以胭脂作梅花骨体，或花密枝繁，别具风格，亦善写竹石。兼能刻印，用花乳石作印材，相传是他始创。著有《竹斋集》《墨梅图题诗》等。

生平

自幼嗜学，白天放牛，窃入学舍听诸生读书，暮乃返，忘其牛，间壁秦老怒挞之，已而复然。母愿听其所为，因往依僧寺，每晚坐佛膝上，映长明灯读书。后从会稽学者韩性学习，终成通儒。但屡应试不第，遂将举业文章付之一炬。行事异于常人，时戴高帽，身披绿蓑衣，足穿木齿屐 王冕学画

，手提木制剑，引吭高歌，往返于市中。或骑黄牛，持《汉书》诵读，人以狂生视之。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作府吏，冕宣称：“我有田可耕，有书可读，奈何朝夕抱案立于庭下，以供奴役之使！”遂下东吴，入淮楚，历览名山大川。游大都，老友秘书卿泰不华欲荐以官职，力辞不就，南回故乡。隐居会稽九里山，种梅千枝，筑茅庐三间，题为“梅花屋”，自号梅花屋主，以卖画为生，制小舟名之曰“浮萍轩”，放于鉴湖之阿，听其所止。又广栽梅竹，弹琴赋诗，饮酒长啸。朱元璋平定婺州，攻取越州，屯兵九里山，闻其名，物色得之，置幕府，授以谘议参军，未就。元惠宗至正十九年（1359），朱元璋以兵请冕为官。冕以出家相拒，并扩室为白云寺。旋卒于兰亭天章寺。?

作品特点

王冕以画梅著称，尤攻墨梅。他画的梅简练洒脱，别具—格。其《墨梅图卷》画横向折枝墨梅，笔意简逸，枝干挺秀，穿插得势，构图清新悦目。用墨浓淡相宜，花朵的盛开、渐开 三君子图

、含苞都显得清润洒脱，生气盎然。其笔力挺劲，勾花创独特的顿挫方法，虽不设色，却能把梅花含笑盈枝，生动地刻画出来。不仅表现了梅花的天然神韵，而且寄寓了画家那种高标孤洁的思想感情。加上作者那首脍炙人口的七言题画诗，诗情画意交相辉映，使这幅画成为不朽的传世名作。 刚开始，在放牛期间，王冕用攒下来的钱买了些颜料，学着画荷花。他想:天下哪有学不会的事?我何不自己画几笔？便学着画荷花。起初画得不好，三个月后边大有长进，那和花的形态形状没有一处不像真的。后来，人们都争先恐后的来买他的画。他便用的来的钱买些东西孝敬母亲。 王冕诗多同情人民苦难、谴责豪门权贵、轻视功名利禄、描写田园隐逸生活之作，如《伤亭户》《江南妇》《对景吟》《吴姬曲》《墨梅》《剑歌行次韵》等。有《竹斋诗集》3卷，续集2卷。他一生爱好梅花，种梅、咏梅，又攻画梅，亦善画竹。求者踵至。画梅学杨无咎，花密枝繁，行草健劲，生意盎然，尤善于用胭脂作没骨体，别具风格。对明代画梅高手如刘世儒、陈宪章、王牧之、盛行之等影响甚大。存世画迹有《三君子图》《墨梅图》。能治印，创用花乳石刻印章，篆法绝妙。《明史》有传。

王冕考古

轶事典故

王冕画荷 明朝时候有个大画家，名叫王冕，最擅长画荷花，许多人为了要获要他的荷花画，都不辞辛苦，从老远的地方赶来。 王冕虽然很有名，但时小时候却很贫困，白天只好替人放牛，晚上自己自修。有一天，王冕在湖边放牛时，忽然下起一阵雨，一会儿雨停了，但是湖里的荷花和荷叶却被雨水冲洗得非常干净。王冕看了非常喜爱，便想把它画下来，于是赶紧用身上的一点零用钱买了纸和笔来开始作画。起初画得不怎么好，仍然不停地画，最后终于越画越像，就跟真的一样。王冕便把荷花画拿去卖，卖得钱拿回家孝敬母亲。王冕因为荷花画得很好，许多人争着要买，他的环境便因此渐渐好转，不再替人放牛了。同时他的名声也渐渐远播，终于成为一个全国有名的大画家。 王冕治学 原文 王冕者，诸暨人。七八岁时，父命牧牛陇上，窃入学舍，听诸生诵书；听已，辄默记。暮归，忘其牛，父怒挞之。已而复如初。母曰：“儿痴如此，曷不听其所为？”冕因去，依僧寺以居。夜潜出坐佛膝上，执策映长明灯读之，琅琅达旦。佛像多土偶，狞恶可怖，；冕小儿，恬若不知。 安阳韩性闻而异之，录为弟子，学遂为通儒。性卒，门人事冕如事性。时冕父己卒，即迎母入越城就养。久之，母思还故里，冕买牛驾母车，自被古冠服随车后。乡里小儿竞遮道讪笑，冕亦笑。 译文 王冕是诸暨县人。七八岁时，父亲叫他在田埂上放牛，他偷偷地跑进学堂，去听学生念书。听完以后，总是默默地记住。傍晚回家，他把放牧的牛都忘记了。王冕的父亲大怒，打了王冕一顿。过后，他仍是这样。他的母亲说：“这孩子想读书这样入迷，何不由着他呢？”王冕于是离开家，寄住在寺庙里。一到夜里，他就暗暗地走出来，坐在佛像的膝盖上，手里拿着书就着佛像前长明灯的灯光诵读，书声琅琅一直读到天亮。佛像多是泥塑的，一个个面目狰狞凶恶，令人害怕。王冕虽是小孩，却神色安然，好像没有看见似的。 安阳人韩性听说了这个人后感到惊异，于是把他收录为弟子，王冕很快就成为了博学多闻、通晓古今的儒者。韩性死了以后，韩性的门人对待冕像对待韩性一样。当时王冕的父亲已经去世了，于是王冕把自己的母亲迎接到越城抚养。时间长了，母亲想要归还老家，王冕就买牛来架母亲的车，自己亲自穿着古代的衣服跟在车后。乡里的小孩都聚集在道两旁笑，王冕自己也笑。

诗作成就

王冕是个天真质朴的农民，一生都在困境中过活。他的诗里充满了反抗精神，揭露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，表现了对祖国命运和对劳动人民灾难的深切关怀。 他的诗，大都收入《竹斋诗集》里。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说：“冕本狂生，天才纵逸，其体排宕纵横，不可拘以常格。”刘基曾对王冕的诗有过正确的评价。他说：“予在杭时，闻会稽王元章善为诗，士大夫之工诗者多称道之，恨不能识也。至正甲午（1354）盗起瓯括间，予避地之会稽，始得尽观元章所为诗。盖直而不绞，质而不俚，豪而不诞，奇而不怪，博而不滥，有忠君爱民之情，去恶拔邪之志，恳恳悃悃见于词意之表，非徒作也，因大敬焉。”（《竹斋诗集·原序》） 当时有些人对王元章的诗，提出异议，认为“为诗旨在自适，不宜好为论刺”。刘伯温对这种人进行了批驳，他说：“诗何为而作邪？上《虞书》曰：‘诗言志’。卜于夏曰：‘诗者，志之所之也，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。主文而谲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。’诗果何为而作邪？周天子五年一巡守，命太师陈诗以观国风，使为诗者俱为清虚浮靡，以吟莺花、咏月露而无关于世事，王者当何所取以观之哉？”（《竹斋诗集·原序》）这里刘基对王冕的能为民喉舌，大胆申诉人民的苦难表示同情与敬佩；同时对“为诗旨在自适”的吟风弄月派进行了指责。 宋濂也评论过王元章的诗，他说：“当风日佳时，操觚赋诗，千百不休，皆鹏骞海怒，读者毛发为耸。”（宋濂《王冕传》） 清嘉庆三年，钱塘朱彭说：“尝读诗，至元之季，世得二人焉，一曰席帽山人王逢，一日煮石山农王冕。是二人者，其姓氏同；其遭时不偶、邈迹山野、卒至播迁沦落以死，亦无不同。至其为诗，则又各抒性灵，感时纪事，以陶写其磊落抑塞之气，而不为元时习尚所囿，皆豪杰之士也。”（《竹斋诗集·序》） 嘉庆四年，山阴郭毓，得王元章竹斋新刻，为之狂喜，当时虽是秋暑方盛，他“篝灯而疾读之，不自知蚊蠛之刺肤与沾汗之流足”。所以他说：“吾乡杨铁崖、王山农二公，诗文甲于元代。”（《竹斋诗集·序》） 以上这些前人的评价，一般说还是切于实际的。现在的文学史中，对王冕诗的评价也很高，认为元代诗歌到王冕已达到高峰。下面选录几首。 （一）有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，如《江南民》：“江南民，诚可怜，疫疠更兼烽火然。军旅屯驻数百万，米粟斗值三十千。去年奔走不种田，今年选丁差戍边。老羸饥饿转沟壑，贫穷徭役穷熬煎。”《悲苦行》：“前年鬻大女，去年卖小儿。皆因官税迫，非以饥所为。布衣磨尽草衣折，一冬幸喜无霜雪。今年老小不成群，赋税未知何所出。” （二）有揭露元朝统治阶级的暴政的，如《喜雨歌赠姚炼师》：“今年大旱值丙子，赤土不止一万里。米珠薪桂水如汞，天下苍生半游鬼。南山北山云不生，白田如纸无人耕。吾生正坐沟壑叹，况有狼虎白日行。” （三）有的反映民族矛盾，如《冀州道上》揭露了元朝统治者摧残民族文化的劣行：“纵有好儿孙，无异犬与猪，至今成老翁，不识一字书。”当元朝统治将崩溃时，他便写出“胡儿冻死长城下，始信江南别有春”的诗句。 （四）有的表现他钦崎磊落、孤傲正直的胸襟，如《孤松叹》：“昨夜飞霜夏南海，山林西施无光彩。起来摩挲屋上松，颜色如常心不改。幽人盘桓重慨慷，此物乃是真栋梁。呜呼，既是真栋梁，天子何不用是扶明堂！” 诗人有自己的抱负，在诗中往往自比诸葛亮，如“草堂欲作梅花梦，忽忆南阳有卧龙”，“近来草庐无卧龙，世上英雄君莫问”等。他以“孤松”自喻，正是感叹有志未遂的孤苦情怀。

人物传记

相关传记 王冕学画 1、《王冕传》—宋代宋濂著 [原文]王冕者，诸暨人，七八岁时，父命牧牛陇上，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，听已辄默记，暮归忘其牛。或牵牛来责蹊田，父怒挞之，已而复如初。母曰：“儿痴如此，曷不听其所为。”冕因去依僧寺以居，夜潜出，坐佛膝上，执策映长明灯读之，琅琅达旦。佛像多土偶，狞恶可怖，冕小儿，恬若不见。安阳韩性闻而异之，录为弟子，学遂为通儒。性卒，门人事冕如事性。时冕父已卒，即迎母入越城就养。久之，思母还故里，冕买白牛，驾母车，自被古冠服随车后。乡里小儿竞庶道讪笑，冕亦笑。 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之为府史，冕骂曰：“吾有田可耕，有书可读，肯朝夕抱案立高庭下，备奴使哉？”每居小楼上，客至，僮入报，命之登，乃登。部使者行郡，坐马上求见，拒之去。去不百武，冕倚楼长嘨，使者闻之惭。冕屡应进士举，不中。叹曰：“此童子羞为者，吾可溺是哉？”竟弃去。买舟下东吴，渡大江，入淮、楚，历览名山川。或遇奇才侠客，谈古豪杰事，即呼酒共饮，慷慨悲吟，人斥为狂奴。北游燕都，馆秘书卿泰不花家。泰不花荐以馆职，冕曰：“公诚愚人哉！不满十年，此中狐兔游矣，何以禄仕为？”即日将南辕，会其友武林卢生死滦阳，唯两幼女、一童留燕，伥伥无所依。冕知之，不远千里走滦阳，取生遗骨，且挈二女还生家。冕既归越，复大言天下将乱。时海内无事，或斥冕为妄。冕曰：“妄人非我，谁当为妄哉？”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。种豆三亩，粟倍之。树梅花千，桃杏居其半。芋一区，薤、韭各百本。引水为池，种鱼千余头。结茅庐三间。自题为梅花屋，尝仿《周礼》著书一卷，坐卧自随，秘不使人观。更深入寂辄挑灯朗讽，既而抚卷曰：“吾未即死，持此以遇明主，伊、吕事业不难致也。当风日佳时，操觚赋诗，千百不休，皆鹏骞海怒，读者毛发为耸。人至不为宾主礼，清谈竟日不倦。食至辄食，都不必辞谢。善画梅，不减杨补之。求者肩背相望，以缯幅短长为得米之差。人讥之。冕曰：“吾藉是以养口体，岂好为人家作画师哉？”未几，汝颍兵起，一一如冕言。皇帝取婺州，将攻越，物色得冕，置幕府，授以咨议参军，一夕以病死。冕状貌魁伟，美须髯，磊落有大志，不得少试以死，君子惜之。史官曰：予受学城南时，见孟寀言越有狂生，当天大雪，赤足上潜岳峰，四顾大呼曰：“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，使人心胆澄澈，便欲仙去。”及入城，戴大帽如簁，穿曳地袍，翩翩行，两袂轩翥，哗笑溢市中。予甚疑其人，访识者问之，即冕也。冕真怪民哉！马不覂驾，不足以见其奇才，冕亦类是夫！[翻译] 王冕，诸暨人，七八岁时，其父要他在陇上放牛，他却偷偷的溜进学舍听学生们念书，听了就默默记住，有时晚上回来竟忘了牵牛。有时会有人把牛牵回来，投诉说踩了他的田， 他老爸怒了，狠狠地揍他，完了还是不改。 他娘说：“他这么执著，你何不由着他呢？”王冕因此离开家，到了寺庙旁住，晚上就出来，在佛像的大腿上坐着，就着长明灯读书，一直读到天亮。佛像大多数是土造的，狰狞可怖，王冕虽然是小孩子，却完全不怕。安阳的韩性听说了，觉得很惊讶，便把他收作弟子，学儒学。韩性死后，他的门人对待王冕就像对待韩性一样尊重。其时王冕的父亲已经去世，他就把母亲接到越城去奉养。后来想念母亲而回故乡，他买了头白牛，拖着母亲的车，自己则穿戴着古时的衣服帽子跟在车后。乡间的孩童争相观看讪笑，王冕也笑。 著作郎李孝光想把王冕推荐做府衙小吏，王冕骂道：“我有田可以耕，有书可以读，难道还愿意整天抱着文卷站在官府里，让人奴役吗？”他常住在小楼上，有客人来了，门童来报，他要客人爬上去，客人才可以上去。 有使者经过越城，在马上要求见他，他拒绝了。使者离开不到五十步，他倚楼长啸，令使者很惭愧。王冕多次考进士，但都落第了。他叹道：“这是小孩子都觉得羞愧的，我怎么可以沉溺于此呢？ ”遂放弃了。他雇了艘船下东吴，过大江，进入淮，楚等地，游遍名山大川。有时遇到奇才侠客，谈及古时豪杰事迹，当即就一起喝酒，吟诗抒发慷慨悲愤之情，别人骂他是狂奴。当往北到了燕京时，住在秘书卿泰不花家。泰不花推荐他在史馆供职，他说：“你真是愚昧啊！不出十年，这里就变成狐狸兔子游玩的地方了，还当什么官？”那天将要往南归，碰上他朋友卢生死在滦阳，只剩两个幼女，一个书童留在燕京，不知道怎么办。王冕知道后，不远千里去到滦阳，取回卢生的骸骨，并带两个幼女回到她们家。王冕回到越城后，宣称天下即将大乱。 当时国内无事，有人骂他狂妄。他说：“我不狂妄，还有谁狂妄？”于是带妻儿隐居在九里山。种豆三亩，一倍的粟。种千株梅花，桃杏五百。 还在一块地种芋头，薤和韭各一百多。 另外引水挖池，养了一千多条鱼。 他搭三间茅屋，自己题名为梅花屋。 王冕曾经仿《周礼》写了一卷书，随时带在身上，不给别人看。到了深夜就拿出来读，然后摸着书说：“只要我不死，拿着这本书遇上明主，象伊尹，吕尚那样的事业就可以达成了。”当风和日丽时，他就拿着纸写诗，写上千首都不停，都是很有气势的，让读的人无不激动得毛发耸立。客人来了也不需要宾主之礼，聊一整天也不累。有食物送来就吃，不用推迟。他很擅长画梅花，不逊于杨补之。 求他画的人很多，他以画卷的长短决定需要多少米来换。 有人讥笑他，他说：“我借此以养活自己，你以为我喜欢帮别人画画吗？”没过多久，汝颍地方发生起义，和王冕说的一样。朱元璋夺取了婺州后，即将进攻越城，物色到了王冕，请他为幕僚，任命为咨议参军，谁知只是一晚就病死了。王冕相貌魁伟，有副美髯，为人磊落有大志，还没有实践就死了，令人惋惜。笔者说：我在城南求学时，孟寀说越城有个狂人，下大雪时，赤脚上潜岳峰，四顾高呼：“天地间都是白玉合成，使人心宁清澈，好象马上就成仙一样。”；进到城里，戴顶筛子那么大的帽，穿拖地的长袍，翩翩而行，两袖飞舞，满街都是哄笑声。我很怀疑是否有这个人，找到了一个认识他的人问，原来就是王冕。 他真是怪人啊！马不受驾驭，才体现它的奇才，王冕也是这样啊！2、王冕 (1287 —1359) 明，字元章，号老村，又号竹堂、煮石山农、山农、饭牛翁及会稽外史、梅花屋主，诸暨(今浙江诸暨)人。幼贫牧羊，潜入学听诸生讲诵，暮返遂亡其羊，为父所逐。因走依佛寺，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。会稽韩性异之，录为弟子，后称通儒。屡举进士不第，竟弃去，买舟下东吴，渡大江，入淮、楚，历览名山川。北游燕都。既归越，携妻拿，隐于九里山。善画竹石，尤工墨梅，不减扬补之，求者肩背相望，以缯幅短长，为得米之差，人讥之。曰：“吾藉是以养口体，岂好为人家作画师哉？”亦工刻印，以花乳石刻印自冕始。明太祖取婺州，将攻越，物色得冕，置幕府，授以谘议参军。卒年七十三。至正九年(1349)尝为陶九成作《三君子图》，双钩白描，用笔极硬挺而有风神。又有《墨梅图》，笔意挺拔圆润，生意俱足。均藏北京故宫绘画馆。著《竹斋诗集》。

中国的汉字有哪些特点？

刘知几（661年-721年），字子玄，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人。唐高宗永隆元年（680年）举进士。武则天长安二年（702年）开始担任史官，撰起居注，历任著作佐郎、左史﹑著作郎﹑秘书少监﹑太子左庶子﹑左散骑常侍等职，兼修国史。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《唐书》八十卷，神龙(705年～707年)时与徐坚等撰《武后实录》。玄宗先天元年（712年），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《氏族志》，至开元二年(714年)撰成《姓族系录》二百卷，四年与吴兢撰成《睿宗实录》二十卷，重修《则天实录》三十卷﹑《中宗实录》二十卷。 刘子玄 年表 生平

家学渊源

刘知几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，书香门第。他的曾祖刘珉为北齐唯阳太守，祖父刘务本为隋留县长。知几的从祖父刘胤之“少有学业”，在隋时即与信都丞孙万寿、宗正卿李百药为“忘年之友”。唐高祖武德年间为信都令，曾与国子祭酒令狐德棻、著作郎杨仁卿等，一同撰成国史和实录，并因之授封阳城县男。刘知几的从父刘延佑进士及第，颇有文名。刘知几的父亲刘藏器在高宗时为侍御史。监察御史魏元忠很称赞刘藏器贤能，高宗也打算提升他为吏部侍郎，因遭魏玄同的反对，便放他出为宋州司马。其执法如山，无所阿私，言词抗直，不畏权贵，甚至敢于批评当朝天子“用舍由情”、“失信”。

刘知几有两位胞兄，长兄知柔，仲兄知章。知柔“性简静，美风仪”，与知几俱以善文词知名，在官也有善政。累迁工部尚书、太子宾客、封彭城县男。据李邕《刘知柔神道碑》云：“公春秋七十有五，以开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遇疾，薨于东都康俗里之私第。”依此推断，知柔当生于贞观二十三年（649年），比知几长十二岁。李邕称颂知柔先人“莫不都长忠方，简质贞亮，业行优绝，政理殊尤”，赞美知柔“立年博达，典学为海；懿文为林，镇重为山，幽静为骨，清谈事约，言遣理深。谦常后身，俭不逼下”，且“仪形硕伟，风神散逸”。

知几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（661年），那年，其父五十有四，知柔一十有三。他生长在“鼓簧史撰，柱石邦家”的官宦之家和书香门第里，整个家庭氛围的习染，使刘知几的童年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。

在知几的先辈中，同史学颇多关系者是他的从祖父刘胤之和从父刘延佑，而其父兄皆以词学知名，幼年时代的刘知几多受父兄黛陶，颇善文词，这为他一生的学术事业打下坚实基础。知几夙好史学，也许受了从祖、从父的影响，更重要的乃是个人的志趣，其父能顺其秉性，采取了“因材施教”之法，调动了刘知几求学的积极性，使之顺利地踏上了史学道路。

少年学习

有关刘知几青少年时代的学习生活，刘知几在《史通》中有所记载。《自叙》说：予幼奉庭训，早游文学。年在纨绮，便受《古文尚书》。每苦其辞艰琐，难为讽读。虽屡逢捶挞，而其业不成。尝闻家君为诸兄讲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每废《书》而听。逮讲毕，即为诸兄说之。因窃叹曰：“若使书皆如此，吾不复怠矣。”先君奇其意，于是始授以《左氏》，期年而讲诵都毕。于是年甫十有二矣。所讲虽未能深解，而大义略举。父兄欲令博观义疏，精此一经。辞以获麟已后，未见其事，乞且观余部，以广异闻。次又读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三国志》。既欲知古今沿革，历数相承，于是触类而观，不假师训。自汉中兴已降，迄乎皇家实录，年十有七，而窥览略周。其所读书，多因假赁，虽部帙残缺，篇第有遗，至于叙事之纪纲，立言之梗概，亦粗知之矣。但于时将求仕进，兼习揣摩，至于专心诸史，我则无暇。刘知几《自叙》相当具体地叙述了他在二十岁前的读书生活。刘知几从十一岁读《左传》，次读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三国志》，再次读“自汉中兴已降，迄乎皇家实录”，不只是一史唯读一部，而是“触类而观”，到了十七岁便“窥览略周”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着录史部之书凡817部，13264卷，知几若“窥览略周”的话，其数目实在不小。以半数计，也是相当可观了。

刘知几走了一条自己的治学道路。他不走“精此一经”之路，“辞以获麟已后，未见其事，乞且观余部，以广异闻”。他博览古今史籍，目的是想了解“古今沿革，历数相承”，他“触类而观，不假师训”，凡所读书，粗知“叙事之纪纲，立言之梗概”。这种治学的目的和方法，一反经学笺注主义，为了通晓古今沿革变迁，采用的是“通古今之变”的方法。

“不假师训”，走独立钻研的路，这其中首先表现为他不盲目迷信师训，而且对师训、成说表现出某种怀疑和批判精神。他在《自叙》中说：“自小观书，喜谈名理，其所悟者，皆得之襟腑，非由染习。故始在

总角，读班、谢两《汉》，便怪前书不应有《古今人表》，后书宜为更始立纪。当时闻者，共责以为童子何知，而敢轻议前哲。于是赧然自失，无辞以对。其后见张衡、范晔集，果以二史为非。其有暗合于古人者，盖不可胜纪，始知流俗之士，难与之言。凡有异同，蓄诸方寸。”少年刘知几的质疑精神，是其治学风格的重要特征。刘知几在青少年时代博极群书，积累了融会古今的渊博学识，从而打下了一生的学问基础。这博通的治学道路是少年刘知几治学的又一特征。前已提及，少年刘知几在十七岁前对古今史籍“窥览略周”，已属不易。他在经、史之外，也读了大量文学的书。尽管他夙好史学，但家学传统的薰陶，父兄的言传身教，也颇喜诗赋。

他是在高宗永隆元年（680）应科举进士及第的。在《史通·忤时》篇说：“仆幼闻诗礼，长涉艺文，至于史传之言，尤所耽悦”，大体反映了他在举进士之前的学习历程。经史文的结合，奠定了他一生治学的基础。

知几“以同学知名”应该是二十岁前后的事，他说：“余幼喜诗赋，而壮都不为，耻以文士得名，期以述者自命。”“余初好文笔，颇获誉于当时，晚谈史传，遂减价于知己。”结合“仆幼闻诗礼，长涉艺文，至于史传之言，尤所耽悦”的话，可以看出知几青少年时代奔走文史的路径。

《史通·自叙》中也曾披露，他在科举前“未暇”“专心诸史”，而“射策登朝”之后，“思有余闲，获遂本愿，旅游京洛，颇积年岁，公私借书，恣情披阅。”这说明，知几在幼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，他从亲职教育中很早就喜欢上了史学，确立了学史、研史的志愿。二十岁前由于父兄的黛陶，也一度喜爱诗赋文章，颇得世人称誉。自踏入仕途以后，乃专心于史学事业。

步入仕途

刘知几二十岁后步入仕途，随着学识日进，逐步形成了自己对史学的看法。知几进士及第后，经吏部考试，授获嘉县（今河南省获嘉县）主簿。这是一个正九品的小官，负责一县的文书，是县衙幕僚之首。知几在公务之暇仍潜心坟典，经史百家，无不涉猎，杂记小书，在所浏览。当时的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，自然是经济、政治和文化的两大重心，获嘉县地近两都，知几得以旅游京洛，饱览公私藏书。自永隆元年（680年）入仕起至圣历二年（699）调职京都止，近二十年，知几都是在公务之闲博览群史，实际上是学史研史的二十年。

刘知几登上仕途之时，适值武则天以皇后身分干政之际。她是实际上的执政者。到武则天统治的最后时期，即天授（690—692）之后，社会政治紧张的局面方趋缓和。天授初年，武氏急于培植拥护她的社会力量，取得士人支持，收天下之心，因而“大搜隐逸”，一时间官吏冗滥成灾。刘知几在天授二年（691）十二月，以刚直的态度，敏锐的政治眼光，上书请淘汰尸位素餐的官吏。同年，知几又上书建议“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”。

证圣元年（695年），刘知几针对当时赦有无度的弊端，提出“节赦”的主张。

刘知几表陈四事，涉及于官吏的社会作用、选拔标准以及管理使用办法等诸方面的问题，而集中于对现实政治中妄授妄施等腐败现象的批判。

就在这个时期，刘知几写了一篇《思慎赋》。这篇赋既显露了刘知几的才华，也道出了他的苦闷，特别是抒发了他在苦闷之下经过冷静思考而痛下的志向。以知几之博学卓识之才，充任九品主簿，自然是大材小用，而且从弱冠之年入仕之始直到写《思慎赋》时已十五年没有迁升，感到仕途前程渺茫，这“思慎”只能是对现实的抗争。在盛唐的政治舞台上，刘知几身居仕班，但他没有成为政治家，是社会没给他提供机遇。唯其如此，他的精力又集中在学术事业上去了。

史馆遭遇

武后圣历二年（699），三十八岁的刘知几在做了十九年获嘉县主簿后，调任京师定王府仓曹。这次调职，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。其一，此时的刘知几已经是闻名全国的学者。青少年时代已以文学知名，主簿任上多次上表，也展示了他的才华。其二，则天诏修《三教珠英》，以为刘知几是个人选。据《旧唐书·徐坚传》载：“坚又与给事中徐彦伯、定王府仓曹刘知几、右补阙张说同修《三教珠英》。”时在圣历二年（699）。

《三教珠英》于长安元年（701）修成一千三百卷，次年知几出任著作佐郎。时年四十二岁。适如他自己所说：“长安二年，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，寻迁左史，于门下撰起居注。”从此开始了他的史官生涯

。著作佐郎是著作局里的职任。著作局设有著作郎和著作佐郎，佐郎六人，秩位从六品上。自刘知几进入史馆后，面对着无数难以克服的矛盾。刘知几在《史通·自叙》中回顾自己在史馆修史的往事，不无感慨地说：“长安中，会奉诏预修《唐史》。及今上即位，又敕撰《则天大圣皇后实录》。凡所著述，尝欲行其旧义，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，每与其凿枘相违，龃龉难入。故其所载削，皆与俗浮沉。虽自谓依违苟从，犹大为史官所嫉。”

刘知几自长安二年（702）进入史馆，至中宗景龙四年（710），九年之中，“三为史臣，再入东观”。“长安二年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，寻迁左史，于门下撰起居注。”这是一为史臣，一入东观（史馆）。中宗即位之后，“除著作郎、太子中允、率更令，其兼修史皆如故。”这就是二为史臣。中宗还京不久，“驿征入京，专知史事，仍迁秘书少监。”这就是三为史臣，再入东观。这些年，他参与修过《唐史》，重修《则天实录》等。但是，修史并没有给刘知几的功名追求带来多少帮助。

《唐会要》卷六十四《史馆杂录下》记载说：“景龙二年四月二十日，侍中韦巨源、纪处讷、中书令杨再思、兵部侍郎宗楚客、中书侍郎萧至忠，并监修国史。其后，史官太子中允刘知几以监修者多，甚为国史之弊，于是求罢史职，奏记于萧至忠。”

刘知几辞去史任之后，出任太子中舍人，又为修文馆学士。

私撰史通

长安二年，开始私撰《史通》，详论史书之体例及内容，阐述自己对史学的见解，是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 但并未投入主要精力。他在长安四年（704）曾作了《刘氏家史》十五卷和《谱考》三卷。神龙二年（706）中宗还京师，知几逗留东都。《史通·忤时》回顾了当时的情景：“会天子还京师，朝廷愿从者众。予求番次，在大驾后发日，因逗留不去，守司东都。杜门却扫，凡经三载。或有谮予躬为史臣，不书国事，而取乐丘园，私自著述者。由是驿召至京，令专执史笔。”

“驿召至京”在景龙二年（708），自神龙元年至景龙二年，知几“一为中允，四岁不迁”，但他“守司东都，杜门却扫，凡经三载”，定是集中精力撰写《史通》的三年。有人说他躬为史臣，不书国事，私自著述，就是指撰写《史通》一事。知几于景龙二年（708）被驿召至京，专领史事，迁秘书监。就在这时提出求退史职的要求。其实，他至少已集中三年的精力撰写着《史通》，至景龙四年（710）二月，全书完工，凡二十卷。

学术思想

刘知几认为史学家须兼备才、学、识三长，尤重史识。强调直笔，提倡“不掩恶、不虚美”，“爱而知其丑，憎而知其善”。刘尚实用，反浮词，抨击六朝骈文的颓靡之风，反对华而不实的辞赋，主张运用当代通用的语言，反对依仿古语，反对形式模拟。这些论点，都给后代散文家以启发和影响，乃是中唐古文运动之先声。

许冠三以为：“刘知几师承遍及四部。……但其中以《左传》、《论衡》、《文心》三书尤具决定性作用。”“《左传》是刘知几史学入门师，仰慕的‘述者之冠冕’，创建实录史学原理之实存典范，影响于《史通》字里行间。”“从《史通》所言史之大用与要务看，更显得知几是《左传》学派之传人。”（《刘知几实录史学探源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2年第2辑）

许凌云提出，刘知几继承了孔子、司马迁以来的优良史学传统，继承了扬雄、桓谭、王充以来的批判哲学的战斗风格，也继承了前人著作，尤其是王充《论衡》和刘勰《文心雕龙》的撰述形式，写出了《史通》。许文重点分析了司马迁继《春秋》之业思想和所开创的通史家的道路、王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怀疑批判精神、刘勰的史学思想与《文心雕龙》的编纂形式对刘知几的影响（《刘知几学术思想渊源》，《齐鱼学刊》1992年第1期）。符定波认为，刘知几把“史识”作为“好是正直，善恶必书”的高贵品质和勇敢精神，比孟子说得更明晰、更系统（《试论刘知几的史学渊源》，《常德师专学报》1982年第4期）。

谢保成指出，刘知几对历史著作的类别、源流和体例等方面的总结，是直接继承了《隋书经籍志》史部的分类和序论而加以理论化的（《〈隋书经籍志〉对〈史通〉的影响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1983年第4期）。

历史观点

求实精神

李秋沅的《〈史通〉的求实精神》（《史学史研究》1988年第2期）一文认为，刘知几的求实精神表现有三：一是从史书的体裁、史书的体例和史书的语言三个方面，论述了史书的编纂必须“因俗”、“随时”，才能忠实地反映出历史面貌。二是贵直书，斥曲笔。三是信灾祥，重人事。

代继华的《刘知几论实录》（《史学史研究》1995年第3期），把唐初政治、史馆修史制度与刘知几的“实录”史学主张结合起来考察，认为刘知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从理论上对“实录”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总结，形成了独具特点的实录史学原则。他把史学同现实生活的关系、史学的社会功用、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、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以及史学家对入史人物、文章和事件等的选择、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都纳入了这一“原则”范畴，以此来剖析和评判史书、史学家。尤其是刘知几敢于尖锐地批评孔子、“御撰”《晋书》以及其它一些唐修“正史”、史馆所编撰的“唐史纪传”，等等，“实录”原则就是其坚实的基础和出发点。

史书评论

《史》、《汉》二史是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。刘知几对于二人的评价表现出较多矛盾。80年代围绕刘氏是否“尊班抑马”出现争议。刘文英说，刘知几常推纪传体断代史，抑通史。抑马扬班，从当时编修史书的实际来看，也有道理（《〈史通〉的历史地位》，《文史哲》1981年第6期）。许凌云的《试评刘知几纪传史评论的失误》（《中学历史教学》1983年第5期）、《刘知几“抑马扬班”辨》（《江汉论坛》1984年第11期）、《刘知几关于史议体例的评论》（《史学史研究》1985年第4期）三文主要认为刘知几从总体上贬低了司马迁而抬高了班固。

施丁认为，刘知几肯定了司马迁的独创精神、实录精神和史学才华。因此，全面来看，刘知几对《史记》是一分为二的，指出长短，而以长为主（《论刘知几和章学诚之评司马迁》，《司马迁研究新论》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）。贾忠文指出：关于纪传史源流的评论，刘知几明确主张《史》祖《汉》流，并未抑马扬班。关于纪传史诸体评论，刘氏只是无创新而已，并无抑马之说。关于《史》、《汉》两家之评论，刘固然批《史》扬《汉》不少，但对《史记》赞誉和对《汉书》责难也很多，因此也谈不上“抑马扬班”（《〈史通〉“抑马扬班”再辨——与许凌云同志高榷》，《江汉论坛》1990年第10期）。

主要作品

作品集

刘知几著有《刘氏家乘》十五卷、《刘氏谱考》三卷、《史通》二十卷、《睿宗实录》十卷、《刘子玄集》三十卷；合著有《三教珠英》一千三百一十三卷、《姓族系录》二百卷、《唐书》八十卷、《高宗实录》二十卷、《中宗实录》二十卷、《则天皇后实录》三十卷。《文馆词林》。

有文集三十卷，已散佚，仅有《史通》传世。《全唐文》录其《思慎赋》、《奏记肃至忠》等文。《全唐诗》仅录其诗一首。敦煌残卷《珠英学士诗》中尚存诗三首，收入《全唐诗外编》。

刘子玄的诗文妙算申帷幄，神谋及庙庭。两阶文物备，七德武功成。校猎长杨苑，屯军细柳营。将军献凯入，歌舞溢重城。——唐代·刘子玄《郊庙歌辞。仪坤庙乐章。安和》

郊庙歌辞。仪坤庙乐章。安和

妙算申帷幄，神谋及庙庭。两阶文物备，七德武功成。

校猎长杨苑，屯军细柳营。将军献凯入，歌舞溢重城。妙算申帷幄，神谋及庙庭。两阶文物备，七德武功成。校猎长杨苑，屯军细柳营。将军献凯入，歌舞溢重城。——唐代·刘子玄《郊庙歌辞·仪坤庙乐章·安和》

郊庙歌辞·仪坤庙乐章·安和

妙算申帷幄，神谋及庙庭。两阶文物备，七德武功成。

校猎长杨苑，屯军细柳营。将军献凯入，歌舞溢重城。

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，对周边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，是其它文字的母字。它是记录事件的书写符号。在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为由笔画构成的方块形符号，所以汉字一般也叫“方块字”。

它由象形文字（表形文字）演变成兼表音义的意音文字，但总的体系仍属表意文字。所以，汉字具有集形象、声音和辞义三者于一体的特性。这一特性在世界文字中是独一无二的，因此它具有独特的魅力。

扩展资料

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。汉字能够历久不衰，说明汉字具有与汉语特点相适应的优点。汉字的优点见之于它的特点。

汉字的主要特点包括：

1、汉字是平面型方块体文字。

2、汉字是表意性质的文字。汉字的形音义之间原本存在一定的理据。

3、汉字记录的语言单位是汉语的音节。汉字记录汉语是用整个字形跟语音相联系的，一个汉字代表一个音节。

4、汉字记录汉语不实行分词连写。

5、汉字数量繁多，字形结构复杂。

6、汉字具有一定的超时空性。